中国煤炭学会

冀中能源股份公司章村矿的前身是北京人冯树开办的“公孚煤矿”，民国十一年（公元1922年），冯树经国民政府批准了营业执照，委托代理人李席珍（武清县人）为经理，李松年（山东人）为副经理，吴云方（香河县人）为总办，在沙河县新城镇三王村西500米处开掘矿井，名“公孚煤矿”（俗称公司窑或老狼沟煤窑）。此井采用蒸汽做动力提升，1924年即出煤。以后“公孚煤矿”又陆续掘井16眼，1931年至1935年为最盛时期，工人达一千余名，日产原煤三四百吨，是邢台、沙河、永年、武安一带最大的煤矿。

1938年6月至1945年8月，矿井被日寇侵占，由伪华北绥靖军第二路军司令高德林经营。当时主要生产矿井有桃树地、麦子地、孝子台三处。高德林以煤矿为巢穴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疯狂镇压抗日军民，经常烧杀掠抢，桃树地矿井西沟，是高匪的刑场，尸骨遍地，矿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1945年8月30日，矿井解放，由抗日政府领导的太行行政公署工商管理局接管，为表明煤矿归人民所有，矿改名为“沙河大众煤矿”。1946年6日，矿井归太行区党委经济部领导。1947年1月，归太行区行署实业公司领导。1949年7月31日，实业公司撤销，矿井归河北省矿务局领导，党、团人事关系归邢台地委管理。同期，因矿部从三王村迁至章村，矿名正式改为“河北省矿务局章村煤矿”。

1958年7月，矿归邯郸矿务局领导。1959年1月，归邢台大县领导。1960年5月14日，复归邯郸矿务局领导。1962年归邢台市领导。1971年9月，归邢台地区煤炭局领导。1974年1月，归邢台矿务局领导至今。

旧社会煤矿是工人的地狱，资本家的天堂，解放前就有“能拉葛针条，不下公司窑”的说法。资本家只顾榨取工人血汗，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，把头们手拿棍棒、鞭子，看谁干得慢就劈头盖脸地毒打，挨打最多的是童工，当时童工约占工人的三分之一，他们多数是小运工和刮水工。刮水工整班站在水里，一人管一个地方，用栲栳从低处往高处倒水，一会儿也不能停，稍一停顿，坑水涨满往外流，就得挨打。小运工是用带有本轮的腊条筐从煤头往井底拉煤，定额为每班要拉够50趟，往返要跑够80里路，把头坐在井底监工，筐装不满、跟不上趟、煤倒得靠后、煤里有石头、少跑了趟都得挨打。当时有个叫范同锁的童工，趟趟挨打，被逼得在井下上了吊，幸亏工人弟兄发现才救过来。

安全生产，人命关天。但是，资本家只要煤，不顾工人死活，既无劳动保护用品，也没有安全设施，工人下井都穿自己的破衣裳，破布鞋，头上包块手巾，个个脚上有疮，身上带伤。老工人刘寿，身上就有旧社会留下的21块伤疤。发生工伤，资本家既不给治疗，更不发工资。栾卸村李志金，在井下冒顶砸伤腰，回家养伤三年，托亲告友向资本家求情，结果只给了他三元钱。1930年6月，中关村一个童工在井下被砸死，资本家以不操心为借口，竟分文不给。

从公孚煤矿到日伪的“公司窑”都不设工人澡堂，只在“寻人铺”院子里放几个一尺见方的木盆子供洗脸用。矿上没有工人宿舍，下班后，附近农村的就回家，远处的就住在破砖窑或土窑洞里。孝子台矿井工人住的土窑，有一次坍塌，一下砸死三人，资本家却不管不问。那时的煤矿工人收入低微，一生做牛马，到老两手空，许多人连家都成不起。老工人孟二根下窑几十年，年老失业后，无依无靠，到石家庄讨饭，冻死在街头。三王村申黑保买不起煤，下班后往家背了两块煤，被资本家痛打一顿后开除，后来讨饭被狗咬伤，饿死在破庙里，尤其是日伪统治时期，工人生命更无保障。御路村工人刘喜柱，下班后摸黑回家，走到中关村因劳累过度，昏睡过去，恰巧高德林部队由此路过，没等他醒过来，就被刺刀挑死。1942年闹灾荒，煤矿不断停产，大批工人失业，不少矿工卖儿卖女，妻离子散。

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。在解放前的二十多年里，煤矿工人对资本家的压榨进行了长期的斗争。1927年11月底，广大工人联合附近农村红枪会、白枪会，乘黑夜攻占了“公司窑”，工人群众痛打了那些平日任意欺压工人的把头，没收了矿警的枪支，砸了资本家的家具，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血汗钱，分给工人和劳苦大众。但是由于群众处于自发斗争，缺乏正确的领导，因而被资本家勾结来的奉军击溃，工人暂时得到的一点利益又被资本家夺走，参与攻占煤矿的工人被开除。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，但为后来的工人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1938年春，八路军由晋东开来，赶走资本家勾结来的土匪杨兰子部队。八路军驻沙河地方工作团干部王铮、姚广来到煤矿，宣传抗日救国，支持工人罢工，代表工人与李席珍留在矿上的资方代表崔德成谈判增薪，使矿工工资由每天0.82元增到1.15元，并允许工人上井时往家背煤。在共产党领导下，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。

1941年9月，八路军为了惩戒伪匪，援救矿工，在邢（台）沙（河）永（年）战役中，重点发动了公司窑战斗，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担任主攻，陈锡联、黄镇等首长亲自指挥，在群众配合下激战一昼夜，击毙、俘虏伪军300余人，麦子地、桃树地两处主要生产矿井的锅炉绞车被炸毁，高德林在本矿经营多年的兵工人被占领，机器枪支被运往根据地，解放矿工600多人。此后麦子地、桃树地两处矿井报废，高匪逃到邢台，只留其内弟王碧堂率一部分伪军继续办矿。这次战斗使矿上的日伪汉奸受到震慑，广大矿工看到了翻身的希望，工农群众抗日救国的斗争热情越来越高。

解放以后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矿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：第一，政治地位大提高。解放后第一任矿级行政领导就是老矿工、共产党员朱占良同志。接着又从工人中提拔了张宝善、段良绪等人担任工务科长、工会主席，当时工人们编歌说：“翻了身，来福气，看看咱的朱大起（即朱占良），前晌下短班，后晌当经理。”矿废除了对工人的打骂制度，开展民主革命运动，发动群众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、汉奸走狗进行揭发斗争，批斗了恶霸左忠，经政府批准公审处决了恶霸韩林的，使群众扬眉吐气。成立工会组织并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，工人参加管理工作，评议监督领导干部，真正成了矿山的主人。第二，生产条件大改善。为了减轻劳动强度，改善劳动条件，1946年矿将24小时工作制改为12小时工作制，到1950年1月，又改为8小时工作制。采煤由镐刨、锨、攉变成了炮采、机采，运输由人拉筐、马拉罐发展到了电溜子、皮带、电机车。对矿工危害最大的水、火、瓦斯、顶板事故，都得到了有力的控制。为了加强事故预防和灾害抢救，矿还成立了专用救护队，装备了齐全的救护设备。1970年，为解决二井工人上下井爬坡问题，安装了人行车。第三，生活一步一层天。随着生产的发展，职工生活不断改善。1955年以前全矿职工人均收入为500元左右，1985年上升到1694元，1986年达到2143元。现在，每千户家属中，拥有电视机925台（其中彩电455台）、洗衣机430台、电风扇810台、电冰箱23个，还有不少户拥有照相机、摩托车。至于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，则成了家庭平常用品。全矿建筑总面积为106846平方米，其中住宅为77123平方米，比解放初期增长了几十倍。单身职工宿舍由地铺、大炕变成了标准化宿舍和公寓楼，家属楼用上了液化汽和太阳能淋浴，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，精神生活也不断丰富，俱乐部、广播站、图书馆和各种体育竞赛不断举办，每逢传统节日，矿还组织灯谜、焰火晚会和游娱活动，活跃职工生活。第四，矿山旧貌换新颜。解放前的章村煤矿，荒山秃岭，土墙矮房，道路坎坷，煤尘飞扬，处处是黑色，遍地一个“脏”。而今，矿区俨然变成了新兴的城镇，宽畅的水泥路面大街伸向远方，整洁的街心花圃散发着阵阵清香，商业楼矗立街头，货种齐全，琳琅满目，单身楼、家属楼鳞次栉比，连成一片。班后饭余，三三两两的人们有的参加各种游艺活动，有的到灯光球场看比赛，有的欣赏电视节目，有的携妻挽子漫步街头。阵阵欢歌笑语，处处鸟语花香。

回首发展历程，从战火纷飞的满目疮痍，到新中国成立时的百废待兴；从六七十年代的凤凰涅槃，到九十年代的绝地逢生；从去产能政策时期的濒临关停，到实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昂首前行。开采近百年的章村矿，始终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上级安排部署，破解了制约章村矿发展的一道道难关，支撑着章村矿一次次走出低谷，迎来曙光，造就辉煌。